【延平笔谈】赤帜映延平——延平区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延平地处福建腹地，闽江自此浩荡东流。这片山水险峻、民风刚烈的土地，自古为兵家必争的“八闽喉襟”。在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延平是最早迎接真理光芒的地区之一。自1927年第一个中共组织在此扎根，至1949年全境解放，延平党组织历经二十余载血火淬炼，带领民众冲破重重险阻，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暗夜启明：大革命低潮中延平党组织的艰难萌芽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闽北各地群起响应。南平县（今延平区）的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同年6月19日，福州发生奸商殴打学生致死事件，消息传到南平，千余名各界人士在福音堂召开“国货倡导会”，通电声讨，要求严惩凶手。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南平的传播创造了最初的土壤。

一批南平籍进步青年外出求学，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他们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寄回家乡，在亲友中传播革命道理。以这些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克思主义逐渐在南平生根发芽。

1927年，大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下遭受严重挫折。同年8月，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在建瓯成立，后决定设立延平办事处。这是南平境内第一个党的领导机构。办事处的成立使南平的革命斗争自此有了直接的政治引领，标志着南平革命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办事处在白色恐怖中艰难活动，为南平播下了第一批革命的种子。

1928年至1929年间，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多次发来指示，明确要求以延平为闽北工农运动的中心节点。192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致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闽北的工作应以建瓯、延平为中心发动农民的经济斗争及游击式武装斗争。1929年7月，福建省委再次强调，今后闽北的工作布置应以延平为中心。上级党组织的持续关注与部署，推动了南平本地党组织的成长。这一时期，南平地区的党团活动虽处于秘密状态，但在城区和部分乡村，工农运动此起彼伏，从未断绝，为日后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宝贵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力量。1929年底至1930年间，南平地区党组织还根据省委要求选派农民党员骨干参加省委举办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本地革命骨干。

二、苏区新页：土地革命风暴中延平党组织的成长壮大

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挥师入闽，兵锋直指南平。红军所到之处，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迎来了“赤化千里”的历史性时刻。

8月25日，东方军占领王台，次日攻克峡阳，随后开始围困南平城。在东方军开辟新苏区的过程中，闽赣省黄潭边特委派员随军进入王台。同期，沙县特支成员官锦铨、洪基、姜敢随东方军到达王台。9月初，在王台上溪口村建立了中共延平（南平）特支，黄树装任书记，这是南平辖区内建立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南平特支直属黄潭边特委领导，肩负着领导南平苏区建设的重任。

在特支的领导和东方军的帮助指导下，王台、峡阳等地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中华苏维埃峡阳革命委员会率先成立，骆道喜担任主席。此后，王台上溪口、埂尾、吴坍等地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乡村的农会、工会、游击队、赤卫队、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据相关资料记载，仅王台一镇就有12个村建立了农会，17个村组建了游击队。峡阳江汜村成立了民船工会，主席黄樟奎。南平苏区与沙县、将乐、顺昌新苏区连成一片，南平由此成为中央苏区东面门户的重要屏障。

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东方军还指导各村开展土地革命。王台山尾村率先进行土地摸底、造册和“插标”分田试点，随后这一做法推广到王台、吴坍、姜口、井窠、溪后等14个村镇。凡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的村庄，都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和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恶霸。在扩红方面，仅王台一带就有173人参加红军，峡阳、洋口等地500余人加入闽中独立团。红五师在峡阳、宝珠一带不到一周就组织起两三百人的抗日义勇军。

东方军在南平实施的“围城打援”战术取得了重大战果。1933年9月3日，红四师及红五师十三团在夏道歼灭敌军前卫排和一个营，缴获重机枪3挺、步枪百余支，彭德怀亲临吉溪指挥。9月18日，红五师十三团在西芹芹山与号称“铁军”的敌六十一师三六六团遭遇，毙敌200多人，俘敌400多人，创造了“一个团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著名战例。芹山战斗被列入《军事辞海》，成为当时中革军委纪念“九一八”的喜报。

1933年9月23日，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等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在王台八角楼举行谈判，达成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王台谈判推动了福建事变的发生，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赢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王台谈判因此被誉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破冰”之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后，中央红军多支部队相继转战南平。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樟湖坂，红九军团在南平境内掩护渡江。红九军团驻樟湖10天，召开庆祝南昌起义七周年大会，清算土豪劣绅，张贴《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将没收的物资散发给群众。同年，黄立贵率领的闽北独立师长期活跃于南山、洋后、赤门、大横等广大乡村。1936年，饶守坤、王助率部在凤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攻打大坝区公所。黄立贵部先后攻克峡阳重镇，开辟了屏（南）古（田）（建）瓯延（平）边界的游击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南平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使南平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支点。

三、烽火怒潮：全民族抗战时期延平党组织的恢复与勃兴

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省委执行中共中央“背靠农村、面向城市”的方针，将南平作为开辟城市工作和闽江流域斗争的战略要地。1938年7月，中共南平特别支部在城区秘密成立，陈公生任书记，机关驻鼓楼街民宅。此后不到半年，特支扩展为南平工委，继而又升格为闽江工委、闽江特委，机关先后设在鼓楼街和紫芝坊37号。闽江特委下辖组织发展到永安、沙县、顺昌、将乐、大田、古田等地，南平由此成为党领导闽江流域抗日救亡运动的指挥中枢。

1939年6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迁驻南平，更名为新四军南平留守处，王助任主任，驻梅山寺后所巷2号盐仓坪民房。留守处不单是办事机关，更是中共在闽北乃至全省城镇工作的联络站。在留守处的掩护下，党组织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发展基层支部。城区先后建立了剑津中学党支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附中党支部、后谷铁工厂党支部、交通党支部、运输公司党支部等多个基层组织。8月，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陈丕显亲临南平，在菖蒲洋举办的党员骨干理论学习班上作报告，指导南平党组织的建设。

在农村，1940年5月，中共南（平）尤（溪）沙（县）边特别支部在塔前乡下场村成立，余维新任书记。这是南平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余维新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菖蒲洋一带发展党员，为南尤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此，南平农村的革命火种在党的旗帜指引下熊熊燃烧。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南平城乡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抗日宣传队深入闽北各县巡回演出；抗敌剧团上演《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等剧目；各校组织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南平党组织组织义卖“油炸桧”活动，用炸油条喻“油炸卖国贼汪精卫”，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募得大量钱物慰劳前方将士，连县长也迫于压力亲自购买油条表示支持。1939年，中共闽江工委宣传部长陈培光在南平编印抗日小报《老百姓》，每期发行5000多份。进步文化界以《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为阵地，汇聚了靳以、王西彦、杨潮等一批进步作家，南平一时成为东南地区抗战文化的重要高地。

1941年5月，日军进犯闽北，南平岌岌可危。驻守南平的国民党第十三补训处在中共统战政策感召下主动请缨，开赴闽侯大湖抗击日寇。南平工人连夜赶制20万块光饼劳军，各校师生帮助穿孔、包装。大湖之战重创日军，敌伤亡600余人，南平得以转危为安。战后，南平抗敌后援会举办战利品展览，展出缴获的300余件武器和军用品，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

四、风雨兼程：抗日反顽时期延平党组织的隐忍与坚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中共组织。福建省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撤退“红干部”，精简机关。1942年春，南平中心县委改为沿江工委。1943年8月，沿江工委改为南平工委。南平党组织转入地下状态，在险境中保存了基本力量。

这一时期，苏华、粘文华以南平为中心，在汽车运输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南平至建阳、邵武的秘密交通线。汽车工人蔡太阳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其妻“太阳嫂”带着8岁的儿子继续为党工作，后遭叛徒出卖被捕，汽车工人联合起来向专员公署抗议，迫使国民党当局放人。南平汽车站的许多员工家成为地下秘密联络点，为省委传递文件、护送干部、运送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秋，中共闽中工委派林志群、肖冠槐到塔前菖蒲洋恢复党组织活动，重新成立中共南（平）尤（溪）沙（县）特支。1944年春，南尤沙特支改为南沙尤工委，组建了南沙尤武工队，革命力量逐步向周边扩展。党组织通过统战工作，将进步人士苏秉文推选为菖白乡乡长，安排共产党员余维藩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粮库管理员，实际上掌握了该乡的党政财教大权。南沙尤工委还争取改造了当地土匪郑元路部，使其保持中立甚至为游击队提供武器支援，为我党在南沙尤地区打开工作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9月，闽东特委和英勇支队袭击古田银行后，转入南平余庆乡（今延平区巨口乡）村头村赤石坑整训。部队在深山搭盖茅棚，开展了近两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素质大为提高。队伍发展到100多人，基本群众和联络点遍布附近的巨口、村头、田溪、九龙、慕坑、横坑、武步等数十个村庄。

1945年，随着省委武工队进驻东门村，南平凤山游击区全面恢复。黄扆禹、张翼等率领武工队来到东门后，通过发展党员、结拜兄弟等方式扎根群众，先后建立了明洋、江边、芹山、岩溪等据点。叶明根、江作宇等人以买笋干、做猪生意为名，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了上明洋、下明洋、下楼等基点村。为了打通与闽江两岸各游击区的联系，党组织在吉溪村设立了地下交通站，刘景茂负责站务，成为南（平）古（田）（建）瓯游击区通往外界的必经门户。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南平党组织以极其坚韧的姿态顽强生存，守护着闽北革命的内线门户。

五、红旗漫卷：解放战争时期延平党组织的决胜与新生

抗战胜利后，南平党组织迅速转入新的战斗。1946年11月，南古瓯工委成立，江作宇任书记，在南平遵福、凤山、仁埂、宝茂一带开展活动。1947年至1949年间，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迁驻南平凤山镇（今延平区南山镇），先后在东门、明洋、岩溪、前村、村尾和夏道上溪等地驻扎，南平成为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指挥中枢。

在省委的领导下，南平广大乡村掀起了贫农团运动。1947年上半年，上明洋、下明洋、杜嵩岭、双际坑等村庄相继成立贫农团组织，贫农团员发展到200余人。此后，贫农团组织几乎遍及南平城区以东、闽江南北大片农村，据不完全统计，发展到130个村庄、7800多名贫农团员。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东门、芹山、江边、村尾、际头、明洋等乡村党支部，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

1948年2月，南古瓯县委成立。5月，改建为南古瓯中心县委，南平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备。同月，中共南平县委在凤山镇芹山正式成立，周道纯任书记兼县长，这是南平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南平县委成立后，划分了大凤、江边、赤门、洋后、夏道、樟湖等游击区，任命了各区区长，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1948年4月下旬至5月1日，闽浙赣省委在凤山镇杜嵩岭李家祠堂召开扩党练干会议，通过了《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干的决议》，提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两大任务：坚决发动农民斗争和扩党练干。会后，省委在上明洋、岩溪等地亲自组织“除恶分粮”试点，镇压了民愤极大的保队副朱白豹和原国民党凤山镇镇长童荣长，极大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除恶分粮”斗争迅速从试点村庄扩展到周围数十个乡村，群众斗争热情空前高涨。

1949年元旦，闽浙赣省委在村尾村桃坪召开干部会议，通过了迎接福建解放的《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行动纲领》，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克服一切困难，发动群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2月初，闽浙赣省委在凤山镇上溪村将所属各游击武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曾镜冰任司令员兼政委。会后，省委率纵队主力400余人北上江西迎接南下解放大军。临行前，部队奇袭峡阳镇，缴获大批军需物资，破仓分粮3000余担。

省委主力北上后，留守机关在王一平、苏华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49年4月，南平游击大队成立，张国荣任大队长，周道纯任政委，下辖3个连，队伍发展到300余人。各区游击队也相继组建，总数达到500多人。5月9日，游击大队攻占樟湖坂，堵截南逃的国民党保安团和自卫队1000余人。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二团解放南平城。次日，王一平、苏华等率省委留守机关和警卫部队进城与解放大军会师。长期在黑暗中受苦受难的南平人民，终于盼到了重见天日的一天。

六、赤帜永续：延平党组织的独特历史地位

回望延平党组织二十余年的奋斗轨迹，其历史意义深远而独特。

其一，延平是党组织在闽北活动持续时间久、从未中断的地区之一。自1927年延平办事处设立以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南平特支，到抗战时期的闽江工委、闽江特委，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闽浙赣省委驻地，延平的党组织建设始终薪火相传。各级党组织在延平接续奋斗，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党旗始终在这片土地上高高飘扬。

其二，延平在福建革命全局中始终承担着重要的战略支撑功能。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中央苏区的东面屏障，苏维埃政权与闽赣苏区连成一体；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是闽东北游击区的重要依托，红军武装在此迂回作战；抗战时期，闽江工委、闽江特委机关长驻延平，这里成为闽江流域城市工作的指挥中枢；解放战争时期，闽浙赣省委机关驻扎延平，这里成为闽浙赣边区爱国游击战争的总指挥部和解放福建的前进基地。

其三，延平是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活动频繁的区域之一。东方军、红九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闽北独立师等多支主力部队都曾在此长期转战。彭德怀、滕代远、杨尚昆、袁国平、粟裕、罗炳辉、黄道、黄立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遍及延平城乡。王台谈判推动了福建事变的发生，芹山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延平的土地上镌刻着人民军队的光荣战史。新中国成立后统计，曾在延平战斗过的红军将领达146人，其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6人、元帅1人、大将2人、上将12人。

其四，延平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区时期，300多名延平优秀儿女加入红军队伍，900多人参加游击队、赤卫队等革命组织。据新中国成立后统计，延平籍革命烈士达145人，军烈属1237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摧残下，全县被完全毁灭的村庄16个，绝户176户，外逃户376户，被杀476人，饿死194人，被抓2300多人，焚毁房屋3800余间，烧毁山林1.68万亩。1948年11月，仅洋后大班底一处就有23名革命群众被集体活埋。延平人民以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深刻内涵。

从闽江源头的星星之火，到闽北山城的红旗漫卷，延平党组织在二十余年的风雨征程中，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延平人民永远的骄傲，也是激励后人在新时代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延平党组织的光辉历程告诉我们：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唯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破浪前行，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李远圆　詹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