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政改延平路

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是蒙古国成吉思汗的孙子。元朝经过三代人的浴血奋战，灭了金、辽、西夏和南宋，统一全国，还打到中亚、东欧。论武略，蒙古国可以说战不胜；论文治，当时蒙古国还没有统一的文字，与文化繁荣的南宋不可比拟。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统一全国后，为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元帝忽必烈大胆地搜罗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军阀，考评宋代典章，建立元代的行政、军事、赋税等制度，其中的行省制度影响深远。历史上设省始于元代，元初全国只设11个省，福建境内设8个路，包括南剑路，归江浙行中书省。省与路之间设道，如福建道宣慰使司，是省的派出机构，曾两次并入江西省。

元至元后期才建立福建行中书省。元大德六年（1302年）改南剑路为延平路，隶福建行中书省，领司一，曰录事；改剑浦县为南平县。延平路领五县：南平、将乐、尤溪、沙县、顺昌。

元代延平地方政府分路、县二级。延平路称总管府，总管用汉人，与总管并列的达鲁花赤（长官）一员，用蒙古人。元初剑州路首任总管为赵巩，他历任汀、邵、建、漳、剑五路总管，元初的南剑城墙就是他历时三年建成的。加上推官、判官、儒学教授、蒙古学教授等官员，剑州路编制20人。延平路与南剑州不同，增加了许多工作经济部门，如织染局（纺织局）、杂造局（手管局）、惠民药局（卫生局）。局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元代，在宋以前没有称局的机构。

元初蒙古还没有完整的文字，至元八年（1271年）才颁布蒙古文，称“八思巴字”，又称蒙古新字。中统元年（1260年），朝廷命令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因此称其为“八思巴字”。在汉人中推广蒙古字，显然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延平的地方志没有蒙古文的记载。

据《延平府志》载：“按元史至元二十年（1283年）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为中县，一万户以下为下县。”南平为中县，元代初期全县人口约五万人，比南宋时略有减少。县以下只有3个派出机构：大历（今属顺昌县）巡检，负责巡捕盗贼之事，为九品官；太平镇茶洋驿站、王台驿站，管理官方公文传递和官员往来接待等。县里还有积善、富沙、归善、上阳、芹哨、延平、垂裕7个乡。乡里都是群众的自治组织，或宗族的自治机构。

元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人口不多，统一中国后，元朝的疆域很广，朝廷不可能派大量的蒙古人到全国各地去当达鲁花赤，一般只能派几个长官。南平县政府中有2个蒙古人，一个是与县尹并列的长官，另一个是掌管文书、官印的录事。元朝执行国民的等级制度，分蒙古人、色目人（宁夏人）、辽和金人（东北、华北人）为汉人，属南宋地域的国民称南人，受到更多的歧视。因此，元代延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处于衰落之中，南宋时的“理学名邦”“海滨邹鲁”的地位已不复存在，整个元代近一百年中，南平县科举中进士的只有张本一人。据《延平府志》载，张本是将乐人，后在五凤山出家。若是如此，南平在元朝没有一个人中进士的。在元朝，再也看不到延平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游酢、吴仪等书香世家的迹影，他们都隐居不仕，躲在乡间，读书自娱。可能因在政治上遭到歧视，或者他们不忘国耻，蔑视元朝的统治，不愿为元朝服务。如延平人吴璧，元初，推荐他去当官，他隐居不仕，朝廷下令督促赴任，他很不乐意地当了几天校书郎，就是典书的编辑。他乘父亲病故，回家守墓，后归隐今塔前米岩金凤山。他看破红尘，在山上当了和尚，俗称吴释子。在南平的地方志中，元代的历史记载得很少，这也许是志书编纂者的偏见。在明嘉靖《延平府志》中的元史，至明后期及清代的《南平县志》中很多都被删掉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平历史上循吏第一人，是蒙古人真宝达鲁花赤。循吏即为清廉良善者。蒙古人住蒙古包，生活简朴，对权财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奢望。据《延平府志》载，真宝，号夷斋，蒙古人，由崇安主簿升政和达鲁花赤。他严明律己，待人宽厚。当年省里廉政官员到松溪检查工作后即返省城，有人说政和未查，检查官说不要去政和了，因为有真宝在可以免检。

不久，真宝调到南平县任达鲁花赤。政和百姓怀念他的清廉，编成《泰和善政录》一书。真宝任职南平县期间，南平人编民歌赞颂他：“真夷斋，早不来，田弃稼樯，家弃孩。”“天之腹，从民欲，夷斋下车悍吏逐，风雨适时岁成熟。”南平人尊之如父母，僚吏敬之如神明，后他官至监察御史。（刘光舟）